赵宋王朝在我国历史上统一朝代中要算是*衰弱的，但它建立较彻底的中央集权政权，军、政、财等大权都集中于中央，路、府、州、军、监及县（监）都直属中央，地方长官也都由中央直接任命，并加以监视、控制。结束了唐末、五代藩镇分裂割据的局面，巩固了王朝的统一，也安定了社会，为宋代封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。

唐末和五代蜀地没有受到战乱的严重侵扰，整个宋代，在蒙古军攻蜀以前，也一直是相对安定的局面。北宋太宗淳化四年至至道元年（公元993——995），王小波、李顺领导川西农民起义，在成都建立了“大蜀”政权，与官军及地方封建势力进行了三年的战争，给蜀中官僚、地主以沉重的打击，赵宋王朝统治集团也大为震恐，从而使他们在蜀一意收刮民财，夺占土地，垄断市场，横征暴敛，盘剥人民的罪恶行径不得不稍微变得缓和一些。加以蜀为赵宋王朝（特别是南宋时）的一大经济支柱，大量的财力物力要靠蜀地提供，因而蜀中官吏遂亦不能不在发展生产、繁荣经济方面下些工夫。所有这些，都大有利于古城成都的发展。

成都府路为宋代川陕四路中经济*发达，人口*集中的地区，就全国来说，也是当时物阜民丰、人文荟萃之地，是西南一大都会。就农业而言，宋代成都地区的耕地面积、灌溉面积为全川之冠。耕种技术，农作物的产量和品种之多，在全国也是居于前列的。在南宋时曾任宰辅的蒲江人高斯得说过，四川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，仅次于两浙地区（《宁国府劝农文》）。

南宋时四川每年负担川陕驻军军粮150万石，占全国年需军粮450万石的三分之一（见南宋李心传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），这些粮食主要是由成都地区提供的。在川陕四路中，成都平原是*的产粮区。据徐松《宋会要辑稿》所载北宋熙宁三年至九年（公元1070——1076）的统计：成都府路有水利田2883顷又87亩，为梓、夔、利三路所有水利田顷亩总和的1.5倍多（三路所有水利田总数为1787顷又73亩）。按《文献通考·田赋四》载元丰年间（公元1078——1085）毕仲衍《中书备对》所述全国四京一十八路的田亩数，成都路有田216,062顷又58亩，官田65顷又19亩；按拥有顷亩的多少排列，成都路在全国居第十位。而其对军粮的负担，则占全国军粮的三分之一。成都地区能胜此重负，主要是：

（1）、有都江堰水系的水利灌溉。北宋时，正式建立了都江堰的岁修制度，规定“岁暮水落，筑堤壅水上流；春正月，则役工浚治”。并规定了严格执行岁修制度的奖惩办法，令灌区各县都要切实记录岁修的情况，“凡堰之高下、阔狭、浅深，以至灌溉顷亩，伕役、工料及监临官吏，皆注于籍。岁终计效，赏如格”；如“检计修作不能如式以致决坏者，罚亦如之。”（《宋史》卷95《河渠志》） 

（2）、土地利用率高。贾大泉《宋代四川经济述论》谓北宋元丰元年成都府路土地面积为54,818平方公里，耕地面积为21,612,777亩（按：耕地面积当为21,612,758亩.贾书计数与《通考》小有出入）,平均每平方公里有耕地394亩。而当时全国土地的利用情况是每平方公里内的平均耕地面积为184亩，两浙路为296亩，成都府路每平方公里内的耕地面积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数，比两浙路还多出98亩。信如《宋史·地理志》所言：“地狭而腴，民勤耕作，无寸土之旷，岁三四收。”因而对国内粮食供应能做出较大的贡献。

两宋时成都农业和手工业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。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大大增多，交换频繁。农村商品寻求市场，逐渐向城郊扩展。城市人口激增。于是确有像宋人杨侃所说汴京城里人的情况，对“甲第星罗，比屋鳞次，场无广巷，市不通骑”，深感不便，“于是有出居王畿，挂户县籍者”（见吕祖谦《宋文鉴》载杨侃《皇畿赋》）。

城里人生活不便，往城郊迁；乡下人拿着商品寻市场，向城市靠拢，成都“负郭而渐家者溢千数。”随着交易的发展，商业的繁荣，集市日益增多、扩大，集市发展为场镇，有的场镇经济实力超过了县。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说怀安军（今成都市辖金堂县地）所辖二县九镇的情况是：“以县而言，金堂为大，以镇而言，古城为富。方谚谓‘军不如县，县不如镇。’”此即一例。

宋代成都的商品市场远较唐代扩大。许多原为定期的农村集市，发展成为规模不小的常设市场，草市俨然像州县正式开设的市。宋政府于是设置税务（场）征收商税，也就使之正规化了。据《宋会要辑稿》载，神宗熙宁十年（公元1077），成都府辖九县共设税务（场）十个，征收商税十七万一千余贯，较杭州所收商税额少二千贯，居全国第二位，约占当时全国商税总额八百零四万余贯的百分之二。说明宋代的成都与杭州同为国内经济*发达、市场*繁荣的地区。